周廣仁早年彈奏鋼琴的資料照片。
作為我國著名鋼琴演奏家、教育家，周廣仁教授的鋼琴教育生涯堪稱新中國鋼琴教育發展的縮影，桃李滿天下：50、60年代的黃佩瑩、黃媚瑩、黃遠渝、李寶瓊、吳宜南，70年代的李仁業等，80、90年代的逄勃、陳蔓春，更不用說她的徒孫輩的李云迪、陳薩等等。
9月5日，記者來到81歲高齡的周先生家中，和藹可親的周先生放下手頭的工作，為我們講述了那段歷久彌真的記憶。
周廣仁出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祖父是中國最早從事“洋務”的上海金融界著名人物，父親留學德國，取得機械工程博士學位。4歲時，周廣仁跟隨家人回到上海，父親希望孩子能夠憑借外語優勢取得成功。但10歲的周廣仁堅決要求學習鋼琴，達到幾近癡迷的程度，周廣仁開始在由丁善德等我國第一代音樂家創辦的私立“上海音專”學習。16歲那一年，她不顧父親的反對，堅持要走專業鋼琴的道路。當時中國人學習西洋音樂才剛剛起步，學習條件很有限。為了學好鋼琴，周廣仁在上海不斷地尋找高水平的中外老師學習，同時依靠教授更小的孩子彈鋼琴所獲得的收入，來支付外籍教師每月20美元昂貴的學費。一段時間里，周廣仁忙碌奔波于 20個小學生的家庭，晚上才有時間練習自己的曲目。
這期間，她遇到過數位鋼琴名師。意大利指揮家、鋼琴家梅·帕契(Mei Paci)先后給她上了44節課，在手指技巧方法上給予她很好的指導。第二任老師馬庫斯(Marcas)屬德奧學派，他不但給周廣仁留練習曲，而且為她進行音樂講解，注重強調不同作品的風格特點和樂句表情的把握，使她接觸了從古到今的許多作品。后來，一次偶然的機會，周廣仁從盲人鋼琴家、李斯特的徒孫貝拉貝萊(Bela Belai)那里學到了李斯特的很多技術，有針對性地練習了許多八度、六度、四度雙音的技法片段。之后，她還師從于曾任柏林大學教授的猶太人威坦貝格(Willenberg)以掌握貝多芬的音樂，在上海音專佛蘭克教授的教導下學習現代和聲和對位……回憶起這一段忙碌卻頗有收獲的早年學習時光，周廣仁說，雖然跟這些鋼琴老師學習的時間都很短，但每個老師都有其特長，從他們那里掌握的是各種不同的演奏技巧與音樂表現形式。
除此以外，大量的藝術實踐也是周廣仁學習和進步的手段。20歲左右她便開始在上海演出，舉行獨奏、室內樂和協奏音樂會。這些演出常常由周廣仁自己來安排、組織。周廣仁還把與國內外音樂家的合作看成一次又一次鍛煉和學習的機會。當時還有很多人找她為小提琴、聲樂伴奏，她都非常樂意接受。
學鋼琴最苦惱的事情是沒有一架屬于自己的鋼琴。周廣仁說自己非常幸運，一個偶然的機會令她得到了一架昂貴的德國鋼琴。那天，她突然接到祖父的電話約她去一位德國太太家做客。這位夫人說德國戰敗，她將要離開中國，但是什么都不能帶走，最舍不得的就是這架鋼琴。她讓周廣仁彈了兩首曲子，或許是曲子感動了這位夫人，她把鋼琴送給了周廣仁。周廣仁說，那是一架極好的鋼琴，沒有它自己日后不會取得那么好的成績。如今，這架鋼琴陪伴她已有幾十年的光景，盡管修過好多次，但是依舊保留在家中。周廣仁說，前些年自己曾經去德國拜訪過這位夫人，“她依舊記得我的琴聲”。那天晚上，周廣仁為她彈奏了一夜，老人非常滿足。
新中國第一位
解放以后，周廣仁到上海音樂學院教課。對鋼琴演奏技巧的追求使她思想上波動很大，她向賀綠汀院長提出要出國深造。賀綠汀對她說：“你別走，我們沒人呀！你留下吧！以后國家會培養你的。”他的誠懇打動了周廣仁。雖然后來周廣仁一直沒有出國進修的機會，但是她不后悔，反而要感謝賀綠汀院長，是他的挽留使她的一生與祖國的鋼琴教育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讓她得以見證中國音樂事業的發展和進步，讓她有幸為自己鐘愛的鋼琴教育事業付出畢生的心血。
不久之后，國家派周廣仁和馬思聰、喻宜營、杜鳴心等組成中國音樂家代表團，參加1951年5月在捷克舉行的“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這一在歐洲乃至全世界頗有影響力的音樂節。為了在音樂節上展示中國音樂作品，這次代表團要帶去的全都是中國曲目。可是，在此之前周廣仁從來沒有彈奏過中國的曲目。到北京后，拿到賀綠汀的《晚會》和馬思聰的《鼓舞》兩首曲子的樂譜，她馬上開始練琴。10天下來，曲子已經爛熟于心。在“布拉格之春”音樂節上，這兩首曲子獲得了觀眾的一致認可。這可以說是中國鋼琴曲第一次在國際音樂節上露面。1952年，周廣仁再次參加了“布拉格之春”音樂會，這一次，她演奏了一首《波爾卡》。
1951年，周廣仁還作為中國青年文工團的一員前往德國柏林，參加在那里舉辦的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簡稱世青節)。聯歡節上有一項是鋼琴比賽，團長周巍峙建議周廣仁參加比賽。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周廣仁彈奏了平時訓練的曲目，不想卻獲得了三等獎。雖然獲得的只是第三名，但卻使她成為了新中國在國際鋼琴比賽上獲得獎項的第一人。周廣仁說，那次得獎對于她的整個人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從此，她開始策劃自己的鋼琴夢想，期望今后能夠成就鋼琴事業。不僅如此，此行對周廣仁的鋼琴演奏技術也有著非常直接的啟發。一位匈牙利鋼琴教授在吃飯時對周廣仁說，你們的音樂非常好，你的彈奏也很有樂感。不過，你的彈奏方法還比較陳舊，你的演奏也不夠松弛。后來，這位教授陸續給她上了6次課。周廣仁說，這次經歷讓她有些“開竅”。自此以后，她在彈奏和教學過程中，一直都非常注意鋼琴彈奏方法方面的更新研究。
不過，這次出訪經歷對她來說，最大的收獲卻并不是獲獎與演奏技巧的提高，而是思想的提升與靈魂的震撼。周廣仁說，自己出生在德國，受到的是西式教育，曾經是一個“假洋鬼子”，這次經歷激發了她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使命感與自豪感。
在文工團里，她除了擔任鋼琴獨奏和所有伴奏任務之外，還擔任德文翻譯。在德國，周巍峙團長每場演出前的發言都由她翻譯。她清楚地記得，在幾萬人的露天演出場地，周團長聲音宏亮、充滿激情，每次都以“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作為開頭。她受到了周團長的感染，每當說出 “Liebe Genossen Freunde！”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在心中升騰。
參加世青節后，中國青年文工團赴東歐多國巡演。巡演期間，每到一個國家都得到當地人民贊許的目光和熱烈的歡迎。周廣仁第一次感受到了中華民族藝術的偉大震撼力。這種感受給她帶來很大的沖擊，她開始慢慢地認識到一個真理：個人的命運永遠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外國人歡迎中國人，尊敬中國人，其實他們看重的是大家身后的新中國，是中國人民用生命和戰斗在世界民族中贏得了自己的尊嚴。她告訴自己，僅僅把鋼琴彈好是不夠的，為國家和為個人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藝術家要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努力在世界音樂藝術領域贏得自己的地位。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促使她更強烈地渴望為中國音樂事業的發展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工作。
之后，周廣仁又陸續參加了在羅馬尼亞、波蘭、蘇聯等國舉辦的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和城市，展示中國音樂與中國鋼琴家的風采。
艱苦歲月里的光榮理想
1955年，文化部聘請了蘇聯專家到當時還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指導工作。鋼琴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和全體老師、學生都來聽課，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想盡辦法提高自身的音樂水平。周廣仁通過跟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和蘇聯功勛藝術家塔·彼·克拉夫琴科學習，在專業學習方面大有長進。同時，其他絕大部分參加此次蘇聯專家班學習的學生如殷承宗、顧世英等后來都相繼在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
當時的中國百業待興，物質條件有限。蘇聯專家第一次上課時，看到中央音樂學院的鋼琴后皺起眉頭問，中國鋼琴家是怎么用這樣破舊的鋼琴演奏的？中國鋼琴教師是如何培養學生的？有關領導知道后非常重視，馬上想方設法從東德買了兩臺小三角鋼琴供授課使用，專家一臺，學生一臺。但是大家練琴的時候，用的還是破鋼琴。周廣仁回憶說，當時她是從中央樂團借調過來的教員，因此樂團為她運來了一臺立式鋼琴，可以練琴。而其他同志就在樓梯下面的小倉庫里練琴，環境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條件下，大家一如既往、充滿熱情地學習；在這樣的鋼琴上，練出了一位又一位國際鋼琴比賽獲獎者。新中國的鋼琴家們，在艱苦歲月里，迸發出了無可阻擋的理想光輝。大家心里的想法只有一個：努力練琴，為國爭光。1956年，周廣仁赴東德參加了第一屆舒曼鋼琴比賽。她說，這個時期，中國鋼琴家在國際鋼琴比賽上收獲頗豐。劉詩昆、殷承宗等相繼在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等國際比賽上奪得重要獎項。
蘇聯專家班不僅培養中國的演奏家和優秀學生，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青年鋼琴教師，這對我國鋼琴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敬業的蘇聯專家們不光給大家上課，同時還去聽中國教師授課。蘇聯專家聽了周廣仁的一堂公開課后，認為周廣仁非常適合從事鋼琴教育工作，建議校方將她留作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從此，周廣仁便在中央音樂學院執教，一教就是40年。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鋼琴教師自己培養的學生開始在國際鋼琴比賽上嶄露頭角。
后來，在一次搬運鋼琴的時候，為了保護鋼琴，周廣仁的三個手指被壓斷。手術后手指外形得以恢復，但活動不再如以前方便。此后她便專注于鋼琴教育事業，同時也透過艱難的手指康復練習，重新恢復了鋼琴演奏能力。至今，周先生仍然活躍于國內外重大鋼琴賽事以及各種鋼琴藝術普及活動當中。
就在記者采訪周先生的當天，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搬入了新樓。整整一層樓的課室里，擺放的都是一流的斯坦威牌大三角鋼琴。說到此事，周先生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她為新中國鋼琴事業在今天的蓬勃發展感到無比欣慰。
周廣仁簡歷
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著名鋼琴家，中國第一位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鋼琴家，中央音樂學院終身教授，當今中國在國際樂壇上最具影響和權威的鋼琴演奏家、教育家，30多次應邀在歐美各國的重大國際鋼琴比賽中擔任評委。參與創辦高水平、權威性、國際性的中國國際鋼琴比賽，并擔任前三屆比賽的評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