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楊彬在家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電腦屏幕上是吳龍的演出照。本報記者攝

　　鋼琴和音樂相伴吳龍走過了近50年的人生歷程，這名52歲的鋼琴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視鋼琴為他的最大財富。

　　在他的世界里，他專注于音樂。在生活里，他認為如同彈鋼琴一樣，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自然會有掌聲。可在世俗的生活里，各種瑣碎和壓力讓他難以應對。糖尿病和抑郁癥向他襲來，加速了他的無措。6月16日，他選擇從17層樓的家中墜落，遠離這塵世的喧囂和苦悶。

　　17層樓的墜亡

　　在吳龍IPAD的備忘錄中，最后一條停留在6月14日，僅有一個紅色的句號。這或許是吳龍生前留下的對于生命的最明確暗示。

　　兩天后，他從位于西城區一高檔小區17層的家中墜落。事發時，妻子楊彬和7歲的女兒都在天津，楊彬趕回來時，吳龍早已不省人事。

　　楊彬回到家中，她在客廳發現，丈夫把家里的水、電、煤氣卡和重要證件都整理好放在桌上，沙發上放著吳龍的手提包，里面有他的錢包，“現金都在里面，連一毛一毛的紙幣都整齊地碼在一起。而在以前，家里的現金都放在抽屜里，吳龍口袋里的錢都是一團一團的”。

　　房間的最北側，是書房兼琴房。朝北的右側窗戶還開著，窗戶內側是吳龍留下的一雙拖鞋，擺放有序，就像他要上床睡覺一樣。

　　現場勘查的警察告訴楊彬，窗戶兩邊留下很多吳龍的手印，“他應該是扒著窗戶一點點滑溜下去的，一定是猶豫了很久”。

　　歸國十年

　　在外人看來，吳龍的生活值得艷羨：他擁有美國國籍和“海歸”身份，是業內聲望日隆的鋼琴家和聲樂藝術指導、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住在高檔住宅，家庭美滿。

　　1959年11月，吳龍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5歲開始學琴，19歲考入總政歌舞團。1989年，吳龍赴美留學，攻讀音樂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主修鋼琴伴奏和歌劇聲樂藝術指導。這期間，吳龍曾任布法羅歌劇院藝術指導，與世界著名指揮家、歌唱家合作排演了20多部歌劇，贏得歌劇界權威人士贊譽，被稱為“學者型鋼琴演奏家”，后在波士頓大學歌劇學院任教。

　　2002年，吳龍和妻子放棄國外的安定生活回國，“他說，歌劇聲樂指導在國內還是一片空白，想回國推動這方面的發展，發揮其所學”。當時又恰逢吳龍父親去世，母親需要照顧。

　　2003年1月，吳龍受聘于上海音樂學院，“這段時光并不是很順心”。楊彬說，吳龍被安排進一個主要面向藝術團體進修人員的歌劇中心，與開設新專業的設想差距很大，“這讓他很失落”。

　　一年后，吳龍轉投中央音樂學院，任該院聲樂歌劇系鋼琴藝術指導教授。

　　吳龍很看重中央音樂學院這個平臺。好友林立還記得，5年前，吳龍給她發短信說他又續簽了5年，“能感覺到他很開心”。

　　楊彬說，作為外籍聘用人員，吳龍在音樂學院的收入是年薪10萬，幾年未漲，不比正式的老師有編制、有課時費等。“這些吳龍并不是十分在意，也有別的學校希望他去，但他說中央音樂學院能實現他的理想，他希望一直留在這里”。

　　孤獨的鋼琴家

　　曹群是吳龍交往幾十年的老友。他說，從去年9月開始，吳龍有時會感嘆：“這些年很累”“像是走鋼絲”。

　　回國后，吳龍致力于發展聲樂藝術指導。楊彬稱，聲樂藝術指導是通過歌唱、舞蹈、伴奏詮釋故事，把舞臺和音樂等統一起來，這種形式更富有感染力。“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夢想，對吳龍來說更具吸引力”。

　　在中央音樂學院的8年，吳龍在學校參與了6部歌劇的藝術指導，有《魔笛》《蝴蝶夫人》《茶花女》等，幾乎每年一部。

　　排歌劇非常累。學生郭佳音和徐薇薇說，聲樂藝術指導要負責挑選劇本、演員、曲目，聲樂和舞美的配合。一部歌劇里有二重唱、三重唱、詠嘆調，都得他指導排練，每部歌劇的排練需3個月到半年時間。

　　楊彬說，吳龍希望達到完美，稍有不滿，他就一遍遍重來，“國內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了解聲樂藝術指導，都是無序的，他自己在其中摸索，陶醉在里面”。

　　2008年，曹群從英國回來，陪同英國專業學院的教授去看吳龍排的歌劇，對方大贊吳龍專業。但曹群說，據他觀察，在國內，聲樂藝術指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鋼琴伴奏還處從屬地位。

　　接近吳龍的人稱，有些微妙的事情吳龍不是很能理解。就拿選擇演員來說，讓誰上場不讓誰上場，有時并不取決于演員的實力高低。每每遇到這樣的事情，吳龍在內心里是固執的，也是痛苦的。

　　吳龍有時會飛到國外去聽歌劇和音樂會，找人交流。在楊彬看來，“他在內心是孤獨的”。

　　被割裂的生活

　　作為鋼琴家，吳龍欣賞一句名言：一個鋼琴家，當他坐在鋼琴旁，他比任何一個富有的國王都幸福。鋼琴和音樂，充實了吳龍的世界。

　　吳龍幼時學琴，正值文革，為了偷偷學琴，家里將鋼琴藏在閣樓樓梯下的小屋里，并且給鋼琴的琴縋和琴弦之間加進一層海綿，這樣練琴琴鍵就發不出聲。當年的同事林立記得，在總政歌舞團，吳龍總是在練琴，宿舍熄燈了，他就學英語，聽國外歌劇。

　　這一習慣保持到現在，他的生活就是彈琴、排練、研究樂譜，很少在午夜前睡覺。林立曾三次負責組織中國音樂家赴境外演出，均由吳龍負責鋼琴伴奏和藝術方面的音樂指導，“別人都出去購物了，他還在那里練琴”。每次演出結束，吳龍從舞臺走下，都大汗淋漓。“你叫他，他要愣一下才能回過神來，他太專注于音樂”。

　　然而，鋼琴和音樂之外的世界，對吳龍來說是陌生的。

　　林立說，老友聚會聊起音樂，他神采飛揚，一旦聊到其他話題，他就不說話，在一邊默默地笑。那個時候，“你不會覺得多了一個人，也不會覺得少了一個人”。

　　家里燈泡壞了，都是楊彬爬上去換。出去買東西買錯了，吳龍都不敢自己回去換。楊彬說，吳龍確實不擅長經營人際關系，他出事半個多月了，“系里只有一個他多年前就認識的同事來家里慰問”。

　　“普通人是用音樂來調劑身心，作為音樂家，他更需要的是學會生活。”楊彬認為，這與吳龍的經歷有關，父母總教育他把琴彈好就行，其他的不用管，“他認為就像在臺上彈琴，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下面自然就有掌聲”。

　　懸而未決的合同

　　在楊彬看來，今年困擾吳龍的一個大問題是他與中央音樂學院的合同能否續簽。今年8月，吳龍和校方的合同就要到期。對于外籍聘用人員，校方應提前3個月談是否續簽。但到了今年5月，學校都沒人提。眼看就要放暑假了，還是沒人找他談續簽之事。“如果不續約，他就要面臨出境。吳龍很著急，我讓他去問，他說人家告訴他要等”。

　　合同的懸而未決讓吳龍焦躁。楊彬勸他，連學生都能找到工作，他還擔心什么？就算學校不能續約，教學生學琴收入也不少，“但這種掙錢方式他感覺恥辱”。

　　楊彬說，吳龍出事后，學院的領導來家里看望，他們提起合同的事，對方說“沒有說不和他續簽啊”。但究竟為何校方沒找吳龍談續約之事，楊彬不得而知。

　　楊彬說，吳龍應對生活的能力較差，普通人可能不覺得這是多大的事情，“但他覺得很重要”。吳龍特別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每有演出，第二天他就很關注音樂評論。有朋友說，“他很愛面子，他希望繼續在中央音樂學院干下去，如果不干了，他會覺得很沒面子”。

　　雖然擁有美國國籍，但是對于吳龍一家而言，再回美國并不現實。吳龍曾對好友曹群說過，“想在國內這么干下去，在外面也沒有財產和地”，他最大的財產——他的施坦威鋼琴都隨他運回了國內。

　　糖尿病和抑郁癥

　　這兩個多月來，吳龍已經很少彈琴。

　　他的體重突然直線下降，腰圍從三尺二瘦到二尺六。今年5月，吳龍在楊彬的勸導下，去了世紀壇醫院，被查出患有糖尿病。

　　吳龍住院時特意囑咐妻子，“不要讓別人知道我生病了”，楊彬后來才知道，那段時間，他給朋友和學生發短信，總是說他在外地有事情等等，“他怕別人知道他病了”。

　　出院后，吳龍的體重還是不停往下掉。他不愿去學校，擔心有人問他怎么又瘦了，“我不想看到他們可憐我的眼神”，他這樣對妻子說。

　　楊彬看丈夫情緒低落，精神恍惚，鼓勵他去看心理醫生。“他覺得難為情，還說醫生解決不了問題”。6月2日，楊彬硬拉著吳龍去看心理醫生，可他不愿說話，“還是我替他回答問題”。醫生給他開了一周的藥，11日，吳龍又去看了一次，這次掛的神經內科，“他擔心和醫生交談會被別人聽到，就用英語講”。

　　這一次，他被確診為抑郁癥，抑郁原因和狀態待查。醫生讓他6月17日再去復查，但他顯然不想再去。

　　楊彬說，很難說到底是哪根稻草壓倒了吳龍，“但生活里的這些事情，一環一環的，他對生的熱情一點點滅下去了”。

　　6月14日早上，學生郭佳音接到吳龍打來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讓郭去給他的本科學生彈伴奏。“他總是嘆氣，說話混亂，現在想來，應該是哭了”。郭佳音說，在學生面前，吳龍從來沒有一點架子，“像他這樣的藝術家，很多人都是很傲氣的，但他不是”。他會和學生去學生食堂吃飯，搶著付錢，學生上課時用的樂譜，都是他親自打印。

　　當天晚上，好友曹群給吳龍打過一個電話，“他說自己身體不太好，工作上還有不少壓力，又很苦悶”。曹群提出去家里看看他，但被吳龍拒絕。

　　兩天后，他選擇從窗口墜樓。窗后就是他最心愛的鋼琴，鋼琴上放著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這是他計劃11月份開辦個人音樂會選的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