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界一直存在著認同與不認同電聲樂器的兩種傾向，學院派音樂家往往延續著書齋式的方式認識這一變遷，得出悲觀的結論。但電聲樂器的確讓廣大百姓參與到樂器文化的體驗中，以輕松便捷、易學易習、省時節力，不斷擴大著疆域，打破了專業壟斷。電聲樂器減輕了體力勞動強度，降低了學習成本和時間，獲得了越來越多普通人的青睞。只有電子時代才能讓這么多喜歡音樂的人去觸摸原先懷著敬畏、可望而不可即的樂器，讓更多在鍵盤面前感到笨手笨腳的年輕人不再自卑。電子樂器真是個既可以把音樂弄“死”，也可以讓音樂活過來的家伙。

　　或許有理由相信，再過幾十年，小號等樂器也會像幾百年前的嗩吶一樣成為民族樂器，完全不分彼此，就像20世紀的中國人誰也不會把嗩吶、二胡、琵琶當做外國樂器一樣。但好歹“西洋樂器”還是有文化身份的主兒，找得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而電子樂器，就像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孫猴子一樣，找不到祖先。從文化身份上講，沒有國界的電聲樂器，是一件讓人無法界定的樂器,誰也不知道它到底屬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文化。它是一件世界樂器，發出一種無民族屬性、無文化屬性的中性音響，讓所有人既熟悉又陌生。被模仿、被貯存的音色中，有二胡、琵琶，有小提琴、鋼琴，但又不像二胡、琵琶，又不像小提琴、鋼琴。似乎是聽過的、具有民族性的，又似乎是沒聽過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國人在憂郁的二胡音色中找到的民族認同感，西方人在憂傷的小提琴音色中辨認的文化屬性，都再也到不了入木三分的程度了(充其量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在審美經驗中，一種樂器音色往往對應于一片特定的國度鄉土和一種特定的文化情味，如同馬頭琴之于草原、風笛之于蘇格蘭等等，哪怕聯想是朦朧的、不那么準確的，但總有個大體指向、大體歸屬。可是，聽到電聲樂器的音色，我們腦子里卻一片空白，不知道該把這個沒有戶籍的音色對接到哪片文化地圖的空間方位上。它具有全世界所有樂器的音色，像頭“四不像”，怪模怪樣。音色光怪陸離的組合與再組合，節奏變幻莫測的組合與再組合，像配中藥一樣把不知道什么音色再配上不知道什么音色組合成的種種千奇百怪、不知道怎樣稱呼的鳴響，讓人們不但找不到與現實樂器甚至與現實事物對號入座的路標了。

　　這種樂器讓研究者感到了一種新的文化威脅，就像試管嬰兒和克隆動物一樣，人們不知道電子樂器的國籍，不知道將給民族文化帶來怎樣的沖擊和后果。或許從城市傳媒的大面積覆蓋中，已經難以總體性評價電子音樂的影響力了，但面對面接觸農村鼓匠，馬上可以感受到沖擊力的強度和深度。電子樂器培養了一種沒有文化認同感的年輕人，他們不再認同母語文化的表述方式，甚至母語文化的音色。話至于此，文化的交融讓人感到的不僅是惶惑，而是有幾分可怕了。音樂學家的目光穿過白白黑黑的鍵盤時，真的不知道這件無父無母、無祖無先，找不出遺傳基因、剪不到臍帶的樂器彈出的音階到底終止在哪里。

　　我們的確開始面臨電子時代了。科學技術使文化性質發生了巨變，享受著計算機、因特網、手機傳媒提供的便利時，也應該想到鼓匠從電子琴上享受的同樣便利。人們不得不正視傳統樂器的音響以及連帶的傳統風格在電聲樂器面前喪失的權威，不得不面對把一個重情重義的古老民族割舍不掉的演奏習俗變為麻木不仁、無強無弱、無血無肉的音響的尷尬。電子技術讓音樂的手工化轉向機械化，人類在一件樂器上花費的時間和功夫曾經是判斷一個職業演奏家的首要前提，是技術認同的行內規矩，但一個在一夜之間就可以掌握能工巧匠花費數十年工夫(乃至數千年積累)才能達到的技術的機器，顛覆了我們對此的全部信心。這個讓無數音樂家失業又讓無數音樂愛好者愛不釋手的家伙，把一切人工勞動、持之以恒、熟能生巧的功夫全都留給了歷史。只有身體力行、吃苦耐勞才能產生的體驗，被視為輕而易舉，唾手可得。什么“勤學苦練”，什么“鐵杵磨針”，什么“夏練三伏、冬練三九”，什么“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什么“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電子琴把這些古老的諺語、格言，變得滑稽可笑，嘲弄了所有靠時間積累、通過肉體和意志雙重考驗才能獲得成就的古訓。

　　作為手段的虛擬電聲，是否對原來蒙著蟒皮、纏著絲弦、捆著牛筋、“有血有肉”的傳統樂器產生了顛覆，日漸取而代之？這個讓人類興奮同時讓人類沮喪的話題，似乎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樂器家族中的新面孔到底給人類帶來多少異乎尋常的驚喜或憂傷？正面意義和負面意義有多大？給傳統文化帶來的傷害有多深？負面影響能被人類聽覺系統和心理系統消解到什么程度？大概就像科學家暫時無法估價轉基因食品將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影響到底是好是壞一樣，幾十年后才能有的結論，需要漫長的等待。但有一點確信無疑，人類在代表著“世界大同”的電子音色中再也辨別不到只有傳統樂器才能表達的令人五味雜陳、扯人心動的聲音了。